医疗纠纷最好的解决办法范文篇1
医疗纠纷现在呈现多发的态势，但是目前解决纠纷的途径和方式却比较单一，要让医患关系变得和谐，改变医疗纠纷的现状，就要以法律为最规范的指导，以非诉讼解决办法为主要方式，以法律诉讼为最终的解决途径的多种解决医疗纠纷的机制。
关键词：
医疗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和谐医患关系
近几年来医疗纠纷不断增多，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特别是近年来伤医事件频发，让医生和患者的矛盾日益升级、加重。通过打官司，走诉讼解决问题，周期相当长，医患之间的问题比较深重，因此，在诉讼途径之外，需建立其他有效果的替代性的解决途径。非诉讼的解决方式具有速度快、专业性强、不用花费任何费用等特点，已经成为我国很多城市解决医疗纠纷的重要手段之一。
1非诉讼解决机制的重要性
医疗纠纷的非诉讼的解决机制，就是通过第三方调解或者医患协商，而非通过法律诉讼来解决医疗纠纷。医疗纠纷的解决不仅仅是息事宁人，更重要的是在当下这个医患关系极度紧张的环境下，重新塑造一个良好的医患关系。法律可以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但是通过法律诉讼解决问题并没有使医患关系得到缓和，甚至还会加重矛盾。
2医疗纠纷的产生原因
2.1医患关系的商品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医院为了追求利润，难免会出现开大处方、检查多、乱收费等现象，而药厂跟医疗器械的厂家，都需要医院来销售这些所谓的产品，间接增加了患者的负担，患者花了大价钱，却没有得到应有的结果，才更加导致了医患关系的恶化与不信任。
2.2医患关系的差异性
在医患关系中，由于专业知识和专业素质的差异，导致医患关系的差异性。一个医生是经过多年的理论学习、实践训练才能掌握知识和技能，最后还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实习阶段，形成了对各种疾病的认识。而患者在得了疾病以后，心理上就会出现急躁和担心。一边是专业的医生，一边是由于患病而脾气急躁的患者，这两种情况碰到一起，势必会加重医患关系的距离，导致差异性的产生。
2.3医患关系的敏感性
在整个医疗看病治疗过程中，医生会变得更谨慎，不只是解决患者的病情，还要适当、适时地解决患者内心急躁以及担心的问题。而患者在患病以后的精神压力大、开销大的情况下，会使自己的情绪出现急躁，并且不信任医生。这样就会爆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所以目前的医患关系是处于高度激化的状态。
3医疗纠纷的非诉讼解决机制
3.1和解是目前解决医疗纠纷一种方式
医患双方协商解决是比较理想的解决方法，但是这一解决方式受各种原因的制约，比如在天津市，医患双方自行协商解决的金额控制在一万元以下。这种方式回避了医患双方之间的矛盾，在双方共同认可的情况下，让医疗纠纷得到解决。
3.2医疗纠纷鉴定制度的构建
医疗事故鉴定以及医疗损害鉴定是我国目前医疗纠纷解决方式的重要一个过程。在法律诉讼、协商、调解等方式相比，医学鉴定可以明确原因，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和特点。医学鉴定可以有效的保持中立性、权威性，最重要的是专业性。它可以弥补调解等对纠纷的事实以及最终结果把握不准等不足。
3.3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委员会
第三方调解委员会属于司法部门，与医患双方不存在利害关系，也不牵涉卫生、保险等部门的利益，决定了它比卫生行政部门的调解更公正、中立[2]。医疗纠纷中，医患双方常由于牵涉到利益，情绪激动，如果直接进行对话，很容易引发矛盾冲突。而第三方调解委员会的中立身份，更有利于缓和医患之间的矛盾冲突。调解达成的调解书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民事合同，具有法律效力，所以它具备其他传统非诉讼医疗纠纷处理机制不具备的优势，但由于是新兴事物，还需进一步完善。
3.4通过地方立法，规范医疗纠纷的处理
2009年1月天津市在全国率先以省级政府令形式颁布了《天津市医疗纠纷处置办法》，成立了“天津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在全市公立医院推行医疗责任保险[3]。司法、卫生、公安、保监、财政、医调委等部门通力协作，形成了具有天津特色且行之有效的医疗纠纷调处工作机制，使医疗纠纷处置工作走上了依法、公正、客观的轨道。目前《天津市医疗纠纷处置条例》已经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将医疗纠纷处置工作的政府规章上升到地方法规的层级。随着《条例》的颁布实施，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将能够依法得到更好地保障。天津市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也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并减轻法院的审判负担。2014年《上海市医患纠纷预防与调解办法》正式施行，其中人民调解发挥重要作用，费用来自于政府。主要坚持的原则就是以调解问题和解决问题为目的，对于有伤害医务人员的行为，公安机关应及时采取行动依法处置，将纠纷带出医院。同年，江西省也出台了有关于纠纷的预防和处理条例，成为就医疗纠纷出台条例的首个省份。
4非诉讼解决与诉讼解决比较
4.1非诉讼解决
目前，天津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成立7年(以下简称“医调委”)，在这7年当中，医调委调解了绝大部分的医疗纠纷，据统计为天津市发生纠纷的95%。但是这种调解的模式也是建立在对医疗纠纷原因的模糊性上，依靠医调委工作人员以及各大三甲医院的专家为医疗咨询库，通过咨询、研究、比较等工作，来分析并确认医院存在的问题，在医院认可的情况下，医调委在做患者家属的工作，最后得到双方的认可并达成赔偿协议，其中保险公司也适当参与意见。这种调解办法的优点是省时、省力、省钱，并且在医患双方不是很激烈的情况下快速解决矛盾。但是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对纠纷结论的判定上存在一定的差距。
4.2诉讼解决
法律诉讼解决办法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患者家属通过立案，走鉴定(医疗事故鉴定和医疗损害鉴定)。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在2012年了174号内部文件，规定天津市基层法院在审理医疗纠纷案件时，必须经过天津市医学会范围的专家鉴定，明确原因以及责任后，再由法院来做最终判决。这种处理办法优点就是能够明确原因以及责任，这样医患双方就能依据鉴定结果赔偿和得到应有赔付，医院也可以分析鉴定结果来吸取教训，防止同类问题再次发生。但是这种解决机制患者家属会经历一个漫长的等待，基本上通过法律诉讼解决至少两年才能得出结果。
4.3两者对比
医疗事故鉴定以及医疗损害鉴定是我国目前医疗纠纷解决方式的重要一个过程。在法律诉讼、协商、调解等方式相比，医学鉴定可以明确原因，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和特点。医学鉴定可以有效的保持中立性、权威性，最重要的是专业性。它可以弥补调解等对纠纷的事实以及最终结果把握不准等不足。而非诉讼解决机制也有着快速、省钱等优点，能迅速解决矛盾而不激化矛盾。而且非诉讼解决机制已经解决了绝大部分的医疗纠纷，在解决的数量上是领先法律诉讼的，但是从明确原因以及责任的结果来看，诉讼机制还是有自己的优势。
5小结
创造一个好的医疗环境，首先，应该从医务人员的行为出发，加强监督和管理，其次，建立医疗责任保险保障制度，保险公司通过向医院征收保费，达到医院所有医护人员参加医疗责任险，在通过第三方调解，来为患者找出医院在整个治疗行为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或者过失，在通过法律法规的规定来对患者进行赔偿，这样能有效的保证患者的最大利益。在维持两种机制并持续改进中，我国已经在医疗纠纷中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参考文献：
[1]艾尔肯.论我国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制度[J].西部法学评论,2015(1):22-24.
[2]郑雪倩,高树宽,王将军,等.我国部分地区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调查分析[J].中国医院,2012,16(7):67-68.
医疗纠纷最好的解决办法范文篇2
2015年2月，作为丈夫唐新的委托人，妻子王英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领取了136万元案款后，忐忑许久的心终于平静下来。
纠纷源起
唐新与王英结婚30余年，一直在老家过着安稳的日子。2012年2月，因企业改制，不到60岁的唐新提前退休。退休后，有外孙女陪伴左右，夫妻俩的生活倒也充实。这一年的中秋节，全家人欢聚一堂，唐新突然觉得腰间疼痛剧烈、双腿麻木，甚至无法站立。唐新的这一突发状况吓坏了家人，王英急忙叫救护车将唐新送到了当地的一家医院。医院给予唐新物理治疗后，疼痛并无明显缓解。一周后，王英和女儿唐佳商量让唐新到北京的医院治疗。
2012年10月，经过对比，唐新和家人选择了北京一家三甲医院，家人陪同唐新来到这家医院。经过初步诊断，医生发现唐新患有颈椎后纵韧带骨化、慢性不完全性痉挛性四肢瘫、腰椎管狭窄等病症。经过会诊，医生选择对唐新进行颈椎手术。但术后，唐新却觉得自己的病症反而加重了，无法活动。唐新对医院的治疗效果很不满意。他认为自己到医院是来做腰椎手术的，医院却给他做了颈椎手术。术前自己还能行走、骑自行车，但是术后他却肌肉萎缩、双腿不能伸直分开。
看到丈夫的身体状况日益糟糕，王英与医院进行沟通，要求医院给个解释。医院回复称，对唐新的诊断明确，具有手术指征，术前履行了告知义务，术后唐新出现的一系列症状属于手术并发症，医院也及时给予了治疗，唐新也正在恢复过程中。因此，医院的诊疗行为不存在过错。
对于医院给出的答复，唐新一家并不认可。双方陷入僵局。
矛盾升级
2012年年底，医院向唐新出具出院告知书，要求其结算医疗费、办理出院手续，但唐新一家认为医院的过错导致了患者病情加重，因此拒绝支付相关费用和腾退病房。
占据病房近一年后，经过医院多次劝说，2013年年底，唐新同意与医院共同委托鉴定机构进行医疗过错司法鉴定。
鉴定报告认为，唐新既有椎管扩大成行手术指征，也有腰椎管狭窄需扩大成行手术指征，医院术前讨论拟分期手术，并先选择颈椎手术方式正确。但是，对颈椎管扩大成形减压手术不充分，未达到脊髓减压目的，是导致临床症状较手术前加重的主要原因。在出现术后合并症后给予营养神经、止痛、功能锻炼等治疗符合诊疗常规，但未及时给予核磁共振复查找出原因，也未能及早告知患者减压不充分的原因、再次手术减压的利弊。因此。医院客观上存在未尽必要注意义务和告知义务的医疗过失。考虑唐新的颈椎病属脊髓型，病程长，可发展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而脊髓的内在变化也会妨碍其恢复，最终认定唐新构成一级伤残，医院的诊疗行为与唐新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因果关系，参与度理论系数为50%，参与度系数为40%~60%。
鉴定报告出来后，唐新及家人对医院更是充满了敌对情绪，而医院也因此开始与唐新商量具体赔偿事宜，但医院无法接受唐新提出的巨额赔偿要求。此后近一年的时间里，这场医患矛盾越发尖锐起来。
妥善化解
僵持近一年后，唐新在2014年年底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起诉。法院受理此案后，根据该院2014年1月1日开始试行的《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关于预防和化解医疗纠纷案件便民机制的实施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实施办法》）的规定，立案当天，案件就被移送至审判庭。经及时与医院联系后得知其有调解意向，在医院放弃答辩期的情况下，法院于三天内安排了第一次开庭。
庭审中，唐新要求医院赔偿医疗费等各项费用300余万元。医院提出反诉，要求唐新立即出院并腾退病房，同时支付拖欠的医疗费10万元。双方各持己见、互不让步，但均表示只是想解决问题，愿意与对方协商。
最终，法院依据查明的事实组织双方进行调解，最终达成调解方案：唐新同意10天内腾退病房，这家医院同意免除其拖欠的医疗费，并在其出院后一次性赔偿各项费用共计136万元。收到调解书后，双方最担忧的是调解书的履行问题。按照以往，审判法官并不负责法律文书的执行问题，当事人应持生效法律文书去执行庭申请执行。
《实施办法》试行后，医疗纠纷案件生效法律文书的督促履行成了承办法官的职责所在。因此，在送达民事调解书后，法官就按照调解书所确定的义务和履行期限，几乎每天都与双方联系一次，一方面，督促唐新尽快联系好老家医院并尽快腾退病房；另一方面，由于案款数额巨大，审批烦琐，法官又与医院多个部门负责人多番联系沟通，督促其尽快审批完案款并交纳至法院。最终，唐新如期腾退病房，医院也将全部赔偿款交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以案说法
医患双方均应合法、理性维权
医疗纠纷发生后，医患双方通常可以通过以下几种途径解决：一是医患双方自行协商解决；二是向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达成调解的制作民事调解协议并申请司法确认；三是向当地卫生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由卫生行政部门帮助调解解决；四是向法院提起诉讼。
医疗纠纷包括侵权纠纷和合同纠纷。以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为案由的，诉讼时效为1年；以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为案由的，诉讼时效为2年。不管诉讼时效为几年，均自知道或应当知道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之日起计算。
《侵权责任法》实施后，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不再区分医疗事故与非医疗事故，而是统一适用《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遭受损害的一方可以主张的赔偿项目有：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若以侵权为案由，造成残疾或者死亡的，患者一方可以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
医疗纠纷最好的解决办法范文篇3
近年来，医疗纠纷、医疗事故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轻者致人伤残，重者使人毙命，且往往伴随着巨大的经济损失。一些重大的医疗事故案例，不时见诸报端。《法制日报》1999年2月24日第3版《医疗意外？医疗责任事故？》披露，一次普通的隐睾手术，竟使一名儿童成为植物人。《城市早报》2000年第105期第2、3版《一根指头要了一条命》披露，一个身体健康无任何病史的23岁小伙因接一根断指而被活活地断送了性命。……类似的案例不胜枚举。中国消费者协会关于医疗方面的投诉表明，1996年以来医疗投诉的月平均数为：1996年2.64件/月，1997年10.17件/月，1998年11.75件/月，1999年前4个月猛升到22.25件/月。
目前，医患纠纷已成为人们议论的热门话题。如何解决医患纠纷，专家学者及平民百姓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作者认为，事先防止要比事后寻求解决办法更好。为此，我们应当探索采取适当的措施来避免医患纠纷的发生。
二、解决医患纠纷的现有途径
目前解决医患纠纷仍然依照国务院1987年6月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该办法现在看存在许多问题。该办法第18条规定，确定为医疗事故的，可给予一次性的经济补偿。补偿费的标准由省级政府规定，北京市的补偿标准最高是8000元，其他省市更低。这些补偿根本不足以弥补受损害的病员的损失。第2条规定，医疗事故是指在诊疗护理过程中，因医务人员诊疗护理过失，直接造成病员死亡、残废、组织器官损伤导致功能障碍的。该条将医务人员诊疗护理过失直接造成的其他伤害排除在补偿范围之外，这是极不公正的。办法规定医疗事故的确认是由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来完成的，而由医学专家临时组织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其日常工作是由卫生行政部门负责管理的，这无异于自家人给自家人的行为下结论；再加上鉴定必不可少的原始病历均在医院一方，是否涂改、伪造、隐匿和销毁，鉴定委员会无从知晓，既便它是公正的，也难保客观。
《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的宗旨是正确处理医疗事故，保障病员和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维护医疗单位的工作秩序。但结果是保障了后者的利益而忽视了前者的合法权益。一些明显的医疗责任事故甚至被鉴定为医疗意外！这是暗箱操作的必然结果，而暗箱操作又是因为《办法》在立法上存在的上述问题造成的。在此前提下，医护人员的责任心不可能得到增强，这是医患纠纷不降反升的根本原因。很明显，《办法》是事后解决问题的规则，不可能事先防止医患纠纷的发生。同时，实践中也未起到事后妥善“处理”医患纠纷的良好作用。相反，正是该《办法》的存在才造成了患者的医疗事故鉴定难、打官司难、打赢官司更难的艰难处境。
《办法》规定的医疗事故补偿是一种过失责任，与《民法通则》的一般侵权责任相仿，但又不符合《民法通则》一般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其赔偿只是象征性的。因而也违反了《民法通则》的公平原则。
三、《办法》修改的最新进展
因为《办法》存在的严重问题，社会各界强烈要求修改《办法》，并提出各种各样的建议、设想。有人提意出台患者权益保护法和医疗纠纷处理法，建立医疗事故保险制度，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建立医疗事故仲裁机构，或在人民法院设立卫生法庭负责医疗事故的技术鉴定和处理等。但目前正在进行的工作主要是修改《办法》，《南方周末》披露，始于1996年的《办法》修订工作到2000年4月17日，征求意见稿已出到第10稿。卫生部主持的《办法》修订研讨会，场面相当激烈，法律界、医院及卫生系统两大派针锋相对，偶尔爆发的笑声是双方在互相嘲笑“不懂医”或“不懂法”。这种本是双方相互学习请教的研讨会如果变成双方相互指责的会议，很难想象会有什么结果。这就是多少年来老百姓期盼的最新成果！
一位医疗事故受害者的母亲曾告诉作者，她听一位从事卫生行政管理的官员说过：“这次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还是对我们有利”。从这句话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位政府官员的本位主义思想。他现在是一位卫生专业的工作者，但总有一天，他以及他的亲友也会成为患者，医疗事故发生在他们身上也是可能的。这时，相信他会后悔他所说的这句话。
法律的灵魂只能是公正！如果立法者的出发点是自己的或者本单位的利益而非公共利益，这样出台的法律是十分可怕的！
四、患者、医护人员和医疗机构三者的关系及责任划分
1、患者、医护人员和医疗机构三者的关系
为了寻求预防和解决医患纠纷的办法，有必要先弄清患者、医护人员和医疗机构（或称医院）三者之间的关系。
患者与医疗机构的关系
医疗机构对社会的职责是救死扶伤，医治患者的伤痛。医护人员通常被称为白衣天使，但是，医疗机构所肩负的使命绝对不是纯粹的奉献，他们的付出是有偿的，并且其提供的服务不是强制性的。这种有偿的服务足以说明，医疗机构与患者之间的关系不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上下级关系，而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平等的民事合同关系。于是，这种合同关系理所当然地要由《合同法》等民事法律来调整。
患者与医护人员的关系
在诊疗服务当中，患者与医护人员没有直接的权利义务关系，医护人员虽然直接为患者服务，但他的服务是一种职务行为，其服务是医疗机构对患者义务的履行。
医护人员与医疗机构的关系
双方是一种聘用与被聘用的聘用（或劳动）合同关系，他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应当由聘用合同来约定，受《劳动法》或人事法规的调整。
2、医患纠纷产生之后的责任划分
患者与医疗机构之间的服务合同关系是显而易见的，而最简单的诊疗服务合同内容应该是，患者向医院支付金钱，医院为患者诊断并提供药物或采取其他手段来医好患者的伤痛。如果患者掏了钱，医院却没给患者治好病，医院的责任是什么呢？按照诊疗合同的约定，医院应该承担违约责任，至于医院是否有过错在所不问。如果医院又给患者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害，它还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公平和双方的平等。也就是说，只要医院未能按合同约定履行自己对患者医治的义务，它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无需要求医生的诊疗必须构成医疗事故。医院对患者承担的责任首先是违约责任；如果医院在诊治过程中又给患者造成了其他伤害，还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赔偿责任的方式应该有两种，一种是伤害的后果及责任方式被合同明确预见并载明的情形，这时医院可以依合同约定来确定其责任；另一种是伤害的后果未被合同载明的情形，这时医院应该承担的是损害赔偿责任，这种责任应该属于民法上的特殊侵权责任，即举证责任例置，也就是在医院一方。
3、医疗事故的行为主体
造成医疗事故的主体不是医院而是医护人员个人。《办法》应当作为造成事故的医护人员对医院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作为卫生行政机关对构成医疗事故责任人的处罚依据或者作为检察机关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的依据。作为卫生行政管理的行政法规，《办法》调整的行为主体应该是医护人员、医疗机构、卫生行政部门和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患者在此只能作为第三方。《办法》不应超越职权地对第三方的权利做出限制性的规定，也不应为患者设定义务。
五、诊疗服务合同的引入
医患双方的关系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合同关系，在法律界基本上已经形成共识。但是，我们却很少有人考虑用合同约定的方式来避免和解决医患双方可能发生的纠纷，而是把精力放在了难以对这种纠纷进行调整的用于事后解决的《办法》修订上。合同本身的价值其实正在于预防和解决合同当事人的纠纷。毫无疑问，解决医患纠纷最好的办法也是医患双方签订书面的诊疗合同。
作为一种服务合同关系的当事人，双方都有权利设定这种合同具体的权利义务内容。比如，患者有权知道他的病被医生诊断的结果，有权知道治疗他这种病需要多长时间和花费多少钱。如果他患的是一种医学上目前还无法完全治愈的疑难病，或者因为患者年龄及体质上的原因，医院在治疗过程中可能会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不利情形。医院应该让患者知道疑难病治愈的可能性有多大，发生不利情形时医院愿意承担多大的责任或根本不愿承担责任。除此之外，合同还应该包括其他有可能发生争议的内容。这些内容不仅要为患者所知，同时合同的文本也要为患者所持有。
但是目前的状况是，我们每一位患者都不享有本该属于我们的权利。这种原本医患双方都应该清楚的权利义务，作为弱者的患者却不清楚。患者就是这样糊里糊涂地把钱交给医院的，也是糊里糊涂地被治疗的。在此情况下，患者的病被治好的，皆大欢喜。一旦出现纠纷，麻烦可就大了。
作者认为：医疗事故限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很难避免。但同时又相信：发生医疗事故后的当事双方的纠纷是可以避免的。只要我们将合同引入，事先将产生事故的责任承担方式进行约定，纠纷则完全可以避免。
六、初步的方案
鉴于病人所患疾病有大有小，有难有易。并且医院的规模有大有小，水平有高有低。为使合同能够顺利地引入医疗服务当中，国家应将目前所知的疾病分类分等级，同时将医院划分为综合性的和专科性的不同等级不同资质的医疗机构。确定相应规模及资质的医院可以收治相应类型以下难度疾病的患者，不具备资质的医院不得收治其无权收治的病人，但为抢救需要可以采取应急措施。
因为许多人的疾病具有相似性的特征，医院的治疗方法也大致相同，所以诊疗合同可以采用格式合同的形式。对于患疑难杂症及年龄较大体质较差的病人可以采用特别约定的方式签订合同。对于因技术原因造成其他伤害可能性较大的疾病，医院在合同中可以约定较小的责任；对于造成其他伤害可能性小的疾病，医院在合同中可以约定较大的责任。以便使患者知道，他在遭受上述伤害时，自己能够得到医院多大程度的补偿，从而做出是否接受治疗的决定。
因为医学技术的发展水平所限，现代医疗手段仍然无法弄清某些疾病的病因，或者弄清病因的疾病尚未找到理想的医治方法。这时，医院对患者的医治带有一定的探索性，风险性相当大。为此，医院可以在诊疗合同中对有可能造成的伤害约定免责或减责条款。考虑到这种医治还带有一定的科学研究性质，医院甚至国家都可以设立相应的科学研究基金，来补偿遭受伤害的患者，也可以减免患者的医疗费用。另外还可以将限额赔偿制度和保险制度引入到医疗伤害赔偿当中，当然，这些制度已经不再属于诊疗合同约定的内容。
在医疗实践当中，诊断和治疗是可以相对分离的，有些疾病一旦为医生确诊，患者可以自己到药店购买非处方药品（OTC）或根据医生的处方购买处方药品；也可以选择自己认为方便的医院治疗。这样可以把医疗合同分为诊断合同和治疗合同或者既包括诊断又包括治疗的综合性诊疗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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